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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电之死:谁谋杀了华为的对手?

饭统戴老板 2019-06-16 09:33 61317

作者:戴老板

数据支持:远川研究

来源:饭统戴老板

2003年5月,北京SARS疫情紧张,摩托罗拉集团总裁迈克·扎菲罗夫斯基(Mike Zafirovski)却准备不走寻常路,决定冒险访问中国。

飞机降落在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首都国际机场,在穿过了无数由测温计、白口罩和铁栏杆组成的防线后,扎菲罗夫斯基抵达了东道主为他安排的钓鱼台国宾馆。第二天,他在这里代表摩托罗拉向中国捐赠了价值1180万人民币的设备物资,并对发改委主任马凯说:我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。

锦上添花易,雪中送碳难。无独有偶,在他抵达北京20天后,高盛集团CEO亨利·保尔森的专机也降落首都机场,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在头版头条称赞“患难之中见英雄”。这些长期耕耘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高管们心里清楚,“患难之交”的身份在东方的文化和生意里,是一笔无形的资产。

这笔无形资产是扎菲罗夫斯基急需的,在他访华的同时,一场秘密谈判正在南方的深圳进行。

谈判的对象,是日后横扫全球的华为。到扎菲罗夫斯基访华的2003年5月,两家公司的谈判已经进行了接近一年。二者彼时体量悬殊,摩托罗拉2002年收入高达267亿美金,华为勉强超过100亿人民币。但另一方面,他们的互补性又很强:摩托罗拉电信部门的短板是核心网,这正是华为的强项。

扎菲罗夫斯基很清楚华为的价值,因此极力推动此事。结束了北京的访问后,他旋即飞往深圳,督促项目组继续谈判。又经过了6个多月的反复拉锯,收购条款才最终敲定:摩托罗拉出资75亿美金收购华为100%股权,华为的6个业务部门3个独立发展,3个合并吸收进摩托罗拉[1]。

2003年12月底,扎菲罗夫斯基再次回到中国,入驻海南亚龙湾的喜来登酒店。这座刚开业不久的五星级度假村,被谈判双方包下了一半房间。后来任正非回忆道[2]:“……合同签订了,所有手续都办完了,就等对方董事会批准。所有谈判人员都在酒店买了花衣服,在沙滩上比赛跑步、打乒乓球,等待批准。”

一张内部照片被拍了下来,运动员身材的扎菲罗夫斯基和一脸轻松的任正非在沙滩上散步,直到谈判的15年后,这张照片才公布与众。

海南亚龙湾,2003年12月,图片来源: FT

扎菲罗夫斯基对此胸有成竹。事实上,摩托罗拉CEO小高尔文(Christopher J. Galvin)由于跟董事会严重分歧,在2003年9月被迫退休,留任岗位直到董事会决定继任人选。出身通用电气的扎菲罗夫斯基业绩突出作风强悍,被小高尔文连续火箭提拔,在公司内部呼声极高,是接任CEO的完美人选。

天雷滚滚的是,2004年1月5日,摩托罗拉董事会突然公布了人事任命,银湖资本(Silver Lake)董事总经理爱德华·詹德出任CEO,扎菲罗夫斯基被判出局。詹德既不了解华为,也不重视中国,直截了当地否决了收购,正在等待消息的华为和任正非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。

历史的必然往往通过大量的历史偶然去实现,在那个星期,两家公司的命运都被改变了。

扎菲罗夫斯基心灰意冷,更是跟新领导水火不容,这是个“空降老大”和“强势老二”之间的经典博弈,但拥有董事会支持的詹德逐渐占了上风。知道大势已去的扎菲罗夫斯基选择离职,加入了另一家科技巨头担任CEO,这家公司就是加拿大最大的科技公司北电网络(Nortel Network)。

并购华为的交易无疾而终,但无论是执掌摩托罗拉的爱德华·詹德,还是执掌北电的扎菲罗夫斯基,他们跟华为的纠缠和故事远远没有结束。

01.  余晖:首席执行官的6辆跑车

扎菲罗夫斯基的新东家北电网络血统高贵,其诞生可以追溯到电话的发明者亚历山大·贝尔。

贝尔早年跟父母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农场里,1876年他在美国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电话机后,很快就成立了贝尔电话公司,并在加拿大设立分公司来制造电话机。后来这家分公司的机械制造部门于1895年逐渐独立,并于1914年成立了北电网络的前身“北方电子”。

Northern Electric成立仪式,加拿大,1914年

这家公司自成立以来,就是加拿大“国宝级”科技公司,其在二战时为军队源源不断地提供军用电话、微波雷达和无线电设备,战功彪炳。后面几经重组,公司在1995年100周岁生日时更名北电(Nortel,并迎来了其诞生以来最强势的CEO:John Roth(中文名罗世杰)。

罗世杰1969年就加入北电,从工程师做起,一路做到北电的研发中心BNR(Bell-Northern Research)的总裁,并在1995年担任集团CEO。他上台时对媒体说了一句经典的话:“很多人喜欢防御,而我却喜欢进攻。"而时代也给了他也一个豪赌进攻的机会:90年开启的光纤革命。

罗世杰,Bell-Northern Research,,1986年

当时光纤通信已经大规模应用,但人们普遍认为2.5G的带宽就是极限,再高的速度也不会有人用。罗世杰对此有不同看法,上任伊始就豪赌研发,带领北电开发出10G的光通信产品,在市场上供不应求,彻底甩开最大的竞争对手朗讯,市占有率高达90%,罗世杰一战成名。

在豪赌研发的同时,罗世杰大手笔并购,先后将Bay Network、Aptis、Qtera、Cambrian等公司纳入麾下,用以完善公司的产品线。而随着90年代科技股和互联网热潮的升温,罗世杰发现一个秘密:并购可以大幅度提升股价,而资本市场似乎并不在乎你到底买的是什么。

股价跟罗世杰的奖金激励息息相关。工程师出身的罗世杰此时已经完全是一副跨国公司CEO派头:热衷豪宅、赛车和高尔夫,他需要高额的奖金来满足自己的生活。而90年代末的科技股狂热为他提供了便利,他利用泡沫化的股价进行增发并购,又进一步推高股价,形成“良性循环”。

从1997年底到2001年10月,北电花了321亿美元进行并购,但所收购公司的净资产总额全部加起来,只有11亿美元[4]。

除此之外,北电向员工,高管和董事会成员发放了十几亿美金的股票期权,甚至一块巨大的电子屏幕竖立在了位于Brampton总部的大堂里,上面滚动着公司股价,每个员工在路过时都在暗自计算自己的身价,而伴随着公司股价的节节高涨,公司每天都洋溢着狂热和兴奋的情绪。

北电员工参加公司组织的高尔夫球培训课,1999年

缔造这一切的罗世杰更是获益丰厚:仅在2000年就兑现了1.35亿美元的股票期权。凭借着抛售股票所得,他在风景秀丽的Caledon Hills建造了华丽的豪宅,为求安静甚至把周围邻居的房产全部买下,把昂贵精致的模型火车摆在翻新的谷仓里,还在车库里塞了6辆顶级跑车。

2000年,北电的收入和股价达到了顶峰:2000年收入高达303亿美元,占据全球光纤设备市场的43%,几乎是第二名朗讯的3倍;同时总市值飙涨到2670亿美元,占据了整个多伦多交易所总市值的37%,并催发出惊人的财富效应:总部所在地渥太华的房价一年涨了60%。

参加Nortel招聘活动的人群,2000年

这一切全部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结束:科技股大幅度下跌,电信运营商纷纷破产,北电的客户数量从4000家缩水到400家,昔日的订单全部化为乌有,残存的客户宁肯支付违约金也不愿提货,超过65亿美元的产品被积压在北电的仓库中,其业绩和股价遭遇重创。

人们在回过头来复盘时,才会发现泡沫对企业的伤害:例如北电花10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叫做Promatory的公司,17个月后就把公司关掉人员裁光;再比如,北电2000年花了78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Alteon Websystem,等到9年之后将其卖掉,价格只有1800万美元,缩水98%。

于此同时,公司最重要的中央研发部门BNR却被随意拆解,研发能力逐渐掉队,自2000年起,北电就再也没能推出革命性的产品。

但这一切都跟罗世杰无关了,他在2001年2月向董事会提出辞职。啼笑皆非地是,其指定的继任者,北电首席运营官Clarence Chandran不想接这个烂摊子,借口旧伤复发拒绝接班,董事会敦促罗世杰继续留任直到找到继任者,这让罗世杰非常生气,但也只好勉强同意。

最终,公司首席财务官Frank Dunn(中文名邓富康)接任北电CEO,只比任正非大两岁的罗世杰“功成身退”,拿着股票套现的巨款去过逍遥日子了。这家百年历史的公司,尽管还拥有4万名员工、8000项专利和百亿美金的营收,但已经露出了颓势,无可救药地向深渊滑去。

02. 垂危:棺材板上密集的钉子

邓富康搞财务出身,擅长控制成本,这对陷入亏损泥潭的北电来说似乎很对路,但也正是他,用“娴熟”的财务技巧又给北电捅了一刀。

互联网泡沫破灭对北电影响极大,2001年二季度亏损高达192亿美元,股价从120美元暴跌到10美元,影响了所有高管的奖金。因此,董事会要求邓富康在2002年之前结束亏损状态,但这在互联网寒冬的背景下谈何容易,无米之炊的邓富康只好在自己擅长的财务领域做起了文章。

当然,邓富康对于搞好业绩有很强的个人动机:他劝说董事会通过了一项议案,规定只要北电扭亏为盈,就要向管理层发放“盈利回归”奖金。二到了2004年1月,在邓富康的妙手腾挪下,北电终于回春,公布了一份靓丽的年报:盈利7.32亿美元,股价随即大涨。

Frank Dunn在北电业绩发布会,2004年

根据之前的议案,北电要向43位经理人发放总计7,000万美元的“盈利回转”奖金,其中780万美元的奖金发给了邓富康。但靓丽的业绩引起了北电独立审计师德勤和公司一位董事的怀疑,他们秘密聘请了Wilmer&Hale律师事务所对财报进行审查,发现了邓富康造假的痕迹。

董事会痛定思痛,决定清理门户。2004年3月10日,北电表示要重新审计年报,推迟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(SEC)提交2003年度报告,这引起舆论大哗;3月15日,邓富康以及相关财务人员被强制休假。4月5日 ,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启动对北电的调查。4月28日,北电解雇了邓富康。

财务丑闻给北电的棺材上又钉上了一颗钉子,不仅让股价暴跌名誉扫地,更把北电拖入了集体诉讼和巨额罚款的泥潭,最终向股东赔偿了24.5亿美元。

邓富康被解雇后,退休的美国海军上将比尔·欧文斯(当时是董事会成员)被任命为临时CEO,但很显然,北电急需一个“救世主”来拯救公司,正在这时,北电向担任摩托罗拉总裁的扎菲罗夫斯基伸出了橄榄枝,郁郁不得志的扎菲罗夫斯基正想跳槽,于是两者一拍即合。

扎菲罗夫斯基是那种标准的西方公司白人CEO:精力充沛、热爱运动、毫不疲倦。他出生于南斯拉夫,15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俄亥俄州,一点儿英语都不会说,但两年后却能考入大学。他热衷游泳和铁人三项,在摩托罗拉担任总裁时,他经常冒着30度的高温跑步,让同事瞠目结舌。

困境中北电对扎菲罗夫斯基寄予厚望,不仅代他向摩托罗拉赔偿了1150万美元的跳槽违约金,但交给扎菲罗夫斯基的摊子确是一笔烂账。更重要的是,公司连年亏损和巨额罚款,已经无法承受巨额的研发投入,北电必须选择性放弃一些业务,节省资金来做重点突破。

扎菲罗夫斯基接任北电CEO的当天,北电的股价大涨5个百分点,这位差点儿买下华为的人,能让北电起死回生吗?

03.  崩溃:大象如何被冲进马桶

2006年11月,扎菲罗夫斯基再次访问北京,他的身份已经变成了北电网络的CEO。

跟摩托罗拉一样,北电跟中国渊源很深,早在1972年,其就为尼克松和毛主席的握手提供卫星转播设备;1988年4月,北电和电子工业部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电信合资公司;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夕,北电捐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8000门程控交换机,号称价值400万美金,很会来事儿。

扎菲罗夫斯基此次访华的目的,一是为了维护北电在中国的市场关系,二是出席中国区总部大楼的落成典礼。大楼位于北京望京,投资3200万人民币,占地5.5万平方米,气派非凡。但时隔三年重返中国,无论是华为,还是中国的发展的速度,都让扎菲罗夫斯基感到惊叹。

北电中国区总部大楼,望京,北京,2006年

没有卖身成功的华为,内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任正非后来回忆道[7]:“这个想法(卖掉华为)没能实现之后,高层领导表决还卖不卖?少壮派一致表决不卖,我也不能违背。我告诉他们,迟早我们要与美国相遇的,那我们就要准备和美国在山顶上交锋,做好一切准备。”

走出冬天的华为,开始展露出狼性的獠牙,无论是摩托罗拉还是北电网络,很快就感受到了这种强大的冲击。

为了节省研发费用,扎菲罗夫斯基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:在3G技术路线上押注CDMA2000,并将UMTS(即WCDMA技术,也是当年中国联通的3G路线)部门以3.6亿美元卖给了阿尔卡特。后来结局证明:WCDMA大获全胜,CDMA2000 则被边缘化,北电在3G时代彻底沦为看客。

与此同时,华为却在重点开发WCDMA技术,国内卖不出去(3G牌照2009年才发),就出海远征,结果势如破竹,2005年的海外收入就超过了50亿美金,后来更是开发出了明星级的Single-RAN产品,横扫欧洲几乎所有运营商,让无线产品收入跃居世界第二,逼近爱立信。

除了错失WCDMA之外,扎菲罗夫斯基还将押错了WiMAX。这门技术表面上是Intel、IBM和摩托罗拉等一众美国公司推动,背后推手是美国政府,后者用政治手段在3G标准提交截止9年之后,将WiMAX强行纳入成第四个3G国际电信标准。加拿大的北电紧跟美国,并不令人意外。

后来的结局令人意外:WiMAX路线被欧洲和中国合谋做掉,北电大量投资打了水漂,无法转化成收入,2008年金融危机又让财务问题进一步放大。

危急时刻,扎维罗夫斯基向加拿大政府求助,但哈珀政府拒绝了北电10亿美元援助申请,他们认为糟糕的局面是北电自己一手制造的,因此拒绝援助。但讽刺的是,2009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安大略省政府毫不犹豫掏出137亿美元,来购买美国通用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股票。

终于,在2009年1月14日,北电无法偿还一笔1.07亿美元的债务利息,不得不向法院申请了破产,百年科技巨头就此终结。

破产后的北电被巨头分食:爱立信11.3亿美元买下CDMA和LTE资产,Avaya4.75亿美元收购了企业网业务, Ciena花5.21亿美元收购了光纤城域网部门,GenBand1.82亿美元收购网络电话部门。而在2011年7月,苹果、微软、爱立信等组成的财团以45亿美元收购了北电的6000项专利。

加拿大自由党领导人Michael Ignatieff 对此评论道[7]:“欧洲永远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在诺基亚和爱立信身上,但加拿大却允许北电资产落入外国手中。在他们拯救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的时候,他们并未想过我们能否重组北电,以保留加拿大的知识产权和研发能力。”

北电总部,2000年,现为加拿大国防部所在地

北电破产对加拿大科技行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:2008年,北电所在的渥太华和加蒂诺地区高科技行业就业人数为5.8万人,十年后这个数字下降到4.4万人。渥太华当地媒体的一名记者伤感地写道:北电就像一头被肢解的大象,尸体被冲进下水道,什么都没有剩下[6]

排队领取养老金和补偿金的北电员工,2009年

除了北电之外,加拿大其他科技企业也后劲不足:昔日风光无限的黑莓(RIM公司)追随诺基亚后尘,最大的芯片公司ATI被并购,最大的医药公司Valeant被曝光为“制药业的安然”。在2018年世界500强加拿大上榜的11家企业中,绝大多数都是银行等金融类公司。

在破产10年之后,昔日北电所在的安大略省也迎来新的明星企业Canopy Growth,一家全世界最大的大麻公司。

04. 抹黑:谁杀死了北电?

在北电破产的2009年,渥太华大学(University of Ottawa)的一群研究人员就行动起来,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:研究北电到底因何衰落?

这项研究的工作做得非常扎实:他们采访了从1997年至2009年1月期间所有北电高管人员的48%,还采访了53位北电的客户,以及若干竞争对手、记者、学者、行业观察员、产业顾问和政府官员,做了133次直接采访,收集到了343项调查报告,素材笔记多达2,500多页[8]。

报告给出了三个结论:1. 外部环境变化:北电误读市场,无法应对竞争和技术的快速迭代;2. 客户质疑 :丑闻导致主要客户不再相信北电长期服务客户的能力;3. 缺乏弹性:北电糟糕的战略、架构、财务、人员和文化降低了公司适应全球经济衰退和竞争加剧等环境的能力。

结论相对枯燥,但值得一提的是,在长达35页的报告概述中,华为被提到了0次。

2009年之后,两本研究北电衰落的出版物相继面世:Adventures in Innovation: Inside the Rise and Fall of Nortel100 Days: The rush to judgement that killed Nortel。在这两本研究北电破产的专著中,华为仅被提到了2次,且被纯粹称作“来自亚洲的低成本电竞争对手”。

事实上,基本上所有的北电研究者,都会把北电破产归咎在公司自己身上。但从2012年起,事情开始起了变化,一位叫做Brian Shields的前北电员工,开始四处散播关于华为黑客攻击北电的谣言,并将北电破产的原因直接扣给了华为:华为黑进了北电系统,所以北电破产了。

一副神秘打扮的Brian Shields,2016年

这种“要证据没有,但我偏要这么说”的态势,在2018年之前并没有多少市场,媒体也懒得理他。但在2018年之后,形势突然变化,北美媒体纷纷开始采访这位Brian Shields,CBS甚至在著名节目《60 Minutes》也采用了这种说法,这显然为“华为恐惧症”添油加火了一把。

北电的失败,是由草率并购、财务丑闻、研发失误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的。其真正衰落是在2000年之后,此时北电技术上跟华为基本上是两条路,“华为偷走北电技术导致北电破产”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。但这种阴谋论在一个“恰当”的时间点,就有人那么轻易地信了。

一位前北电员工在Hacker News上这样评论道:“北电消失并非因为华为,如今,中国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被当做替罪羊。”

如果说华为跟北电的破产有什么关系的话,那就是在北电破产后吸纳了不少人才,例如在北电做到了全球网络技术实验室主管的童文博士,其于2009年北电破产后加入了华为渥太华研究所,成为华为无线通信首席科学家。他现在的身份则更加知名:华为5G首席科学家。

中间捧奖牌者为童文博士,2019年

当然,北电作为一个大型企业失败标本,完完整整地展现在任正非面前,这是千金难买的商学院案例。华为从中得到的,远远不止几个顶级人才那么多。

05.  教训:科技企业的九死一生

任正非从北电身上学到的第一条就是:不上市。

北电一名叫做Tom McKinney的前研发经理在接受某家媒体采访时,指出了北电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:“现任和前任北电员工都有一种强烈的观点——公司高管的所有薪酬都与股票激励相关联,这种只关心股票价格,不关注真相和长期的机制,最终决定了公司的存亡。”

北电的管理层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暴跌之后,就陷入维护股价的疲于奔命之中,却意外地造成了财务丑闻,进而大幅影响了公司对研发的投入,只能螺狮壳里做道场,在技术路线之中做“选择题”,最后却赌错了方向,丧失了所有东山再起的机会,终于被债务拖进破产的漩涡。

任正非从北电身上学到的第二条就是死贴客户。

在早期(1970年代和1980年代),北电通过为大客户提供技术服务,与客户建立了牢固的关系。但在90年代后期,傲慢的研发部门不再倾听客户需求,而是想当然的认为“我研发什么,你就应该用什么”。事实上,北电之所以赌错了WCDMA和WiMAX,主要原因就是离客户太远。

而反观华为,摩根斯坦利斯蒂芬·罗奇曾带队去华为考察,任正非安排同事接待,没有亲自出面。事后罗奇有些失望:“他拒绝的可是一个3000亿美元的团队。”任正非对此事的回应则是:“他罗奇又不是客户,我为什么要见他?如果是客户的话,最小的我都会见。”

《毛选》中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:“谁是我们的敌人?谁是我们的朋友?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”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的任正非,深谙这句话的意义。

任正非从北电身上学到的第三条就是:居安思危。

北电在鼎盛的90年代末期,挥金如土并购如麻,却再也没有为下一代技术做提前准备,结果2000年后技术储备严重不足,没能推出过任何新的重磅产品,基本上以升级为主。导致到了2005年至2006年,大多数客户担心北电无法在未来五年内生存,不愿意做出长期销售承诺。

相反,华为居安思危的案例很多,这里讲一个小案例:研发中心二线化。

1995年至2008年间,华为在深圳一共拿到了160万平方米土地,一共才花了6个亿,均价只有375/平,当然那个时候地便宜,地方政府自然也愿意给低价土地,在2010年之后,华为在一线城市拿地成本也极少超过2000元/平。不过即使这样,华为仍然不停地将研发中心向二线城市迁移。

华为的一位高管给我算了这样一笔账:公司在北上广深核心地段搞快地不难,但假设员工坐公共交通上班,单程30分钟内最低房价7万,单程1小时内最低房价4万,按照平均每天加班2小时左右的强度,年轻员工要么买贵的房子背不起房贷,要么买便宜房子每天通勤累死,如何奋斗?

因此,在其他公司还在为自己物业升值而沾沾自喜时,华为已经意识到了房价会削弱年轻人的战斗力,开始把研发中心向东莞、南京、武汉、成都、西安等地迁移。

百年北电的破产,对电信业界和华为最大的震撼,就是让他们认识到了科技行业的九死一生。从c&c08万门机研发的豪赌,到差点儿被摩托罗拉收购,华为其实是由无数偶然铸就的。从某种程度上讲,中国有华为这样的企业是非常幸运的,而非历史后视镜里呈现出的必然。

06.  尾声:中国拖拉机产业的损失

2009年8月,扎菲罗夫斯基在北电破产12天后辞职,成为加拿大媒体唾弃的对象。这位有着运动员身材的标准美式公司CEO,可能到今天也无法明白:昔日弱小的中国同行,是如何一步步摘得电信领域的皇冠,营收15年狂飙60倍,并在2018年举世闻名,成为全球所有媒体的焦点。

不过对于摩托罗拉那75亿美金的收购巨款,任正非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,透露了当年的想法[9]:

为了避免跟美国竞争,在十几年前我们真的想把公司出售了,连出售以后的计划都已经想好了。有一种假设,是把中国所有大大小小的拖拉机厂全部收购,中国拖拉机的最大问题是漏油、不耐高温,我们用IPD的研究方法,能解决这个问题。那时拖拉机1000美金一辆,我们把质量提高以后卖2000美金,如果走了这条路,也许我们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机王国。

历史没有偶然,中国拖拉机行业没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辉时刻,这是它们的重大损失。

一位日本网友在读了任正非的采访之后,写了如下的感慨:现在,明明是最新的报告,却有种在读江户幕府末期与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的文献的感觉。

很幸运,我们有一个华为。不那么幸运的是,我们只有一个华为。

全文完。感谢您的耐心阅读,顺祝周末愉快,请顺手点个"在看"吧~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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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门评论

11684523 8 天前
有种沧海桑田的感觉,有信让华为走上这样一条道路。
linfenss 8 天前
在看
付王杰 9 天前
好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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